在他们看来，以宪法文本为中心，意味着解释者主观性和价值性的排除。

机动车限行在现有法秩序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20]这一减免措施显然具有补偿的性质（是否构成公正的或者全面的补偿另当别论）。

在这种意义上，限行措施能否达成治理污染进而保护健康的目的是存在疑问的。在传统上，征收是指公权力剥夺对物的所有权的行为所有权移转是其基本特征。[25]后一个结论还可以为另一组数据所印证。而机动车限购政策的推出，也说明了限行手段最终无效。从财产权限制的性质上区分，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属于财产权的社会义务，而单双号限行则实际上具有征收效果。

这里的法律是指形式法律，也就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如果政策制定缺乏充分科学的基础而又缺乏尊重基本权利的自觉，这样的违宪情形就难以避免。[26]从而，粗糙计算的结论是，即使机动车减半单双号限行），所减少的最多只是10%左右的PM2.5排放。

对于虽然并不剥夺所有权，但在内容和效果上等同征收的财产权限制措施，也应按照征收的法理来处理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修正）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的规定也体现了征收必须伴随补偿无补偿则无征收的法理内涵。在人类法律史上较晚出现的宪法，其规定的财产权的内涵，首先是由更早存在的民法等法律来确定的。即使认为限行措施能够缓解交通，也有助于治理污染仍然需要进一步分析其是否具有必要性。[36]参见《洛杉矾光化学烟雾事件》。

根据北京市公布的PM2.5源解析数据，北京的PM2.5有64%-72%是来源于本地,其中有31.1%是机动车排放的，其他的燃煤、工业、扬尘、餐饮等占68.9%。[17]按照《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工作日高峰时段区域限行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京政发[2010]7号）的规定，限行措施针对的是所有机动车，例外仅仅是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公交车、出租车等承担特殊公共职能的机动车。

对于宪法财产权所保障的内容为何，也要借由民法层面的观察才能明了。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官方的肯定：北京市环保局机动车排放管理处处长李昆生认为根据APEC北京会议之后对减排数据的分析，单双号减排效果与淘汰国一国二黄标车、老旧车的减排效果等同。相应地，宪法对这两种财产的保护程度也会有所差别。[10]出于对财产的社会关联性的考虑，那些与公共福利有着密切联系的私有财产就不能拘泥于私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思维，而是要使其承担更多的社会义务。

不能为了追求某个善而没有道德焦虑感地实施某种恶。讨论范围包括长期的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较长期限的单双号限行（如奥运会、APEC会议期间的限行）以及当前热议的单双号限行常态化用句通俗的话说，自己的汽车在相当多的时间不能上路，但可以换来一些税费减免或者现金，或者说，拥有汽车这一财产的意义只是停在那里而换得一点补偿，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对此，有学者的研究结论是：限行有助于畅通出行，但对空气质量几乎没有影响。

(三）单双号限行具有征收效果 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在笔者看来已经具有了征收效果应受征收规范调整。(二）比例原则 当然，机动车限行措施在法律保留和法律明确性原则上的不足或许在未来会经由国家立法而改变。

[32]《如果单双号限行京城公共交通吃得消吗》，《新华每日电讯》2014年11月28日第5版。三、机动车限行的合宪性分析 对于基本权利限制的合宪性审査，包括形式要素和实质要素两个层面，也就是法律保留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审査，下面分别分析之。

受访的专家认为，即便仅盯着机动车，从必要性上讲，还有一些措施比单双号限行更有用，比如加快淘汰老旧黄标车，加强对过境大货车的监管，加大对清洁能源机动车的支持力度等。[13]刘连泰：《确定管制性征收的坐标系》，《法治研究》2014年第3期。特别牺牲理论认为，财产权的社会义务是对所涉及到的所有财产的普遍性限制，而征收则是针对特定人的财产限制。[8]Maunz-DurigGrundgesetzkommentar,BD.II,2010,Art.14,Rn.1-5. [9]BVerfGE24,367(389);BVerfGE50,290(339) [10]BVerfGE50,290(315f) [11]Vgl.Gunter Durig,Zuruck zum Klassischen Enteignungsbegrigg,JZ1954,S.9. [12]同前注[2]哈特穆特·毛雷尔书，第701-711页。[11]由于所有权被转移相应的补偿就相当于交换中的对价因而是理所当然的。基于平等原则，由于征收是特定人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的牺牲，就必须由国家动用公带对特别牺牲者予以补偿。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限行措施尽管出于正当之目的但却在有其他手段的情况下不必要地过度限制了公民的财产权因而有违宪之虞。比例原则是对公权力行为的目的与手段之间的衡量也就是在所欲实现的目的与所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衡量不能为了某个目的而付出过分的、不合比例的代价实现利益的均衡和总体最大化。

从社会关联性的角度看，私有财产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有些私人财产属于主要体现私使用性[8]、纯粹关涉个人生存、个人形成自我负担的生活[9]的财产，而有些财产则是具有更多的社会关联性、关系到他人的生存和生活的财产。举例而言尾号4和9的车是同一天限行由于中国人不喜欢4这个数字，因此尾号4和9的车仅占总体的14%左右。

但如果与按尾号每周限行一天相比，这些手段却似乎是更严厉的手段。进入专题： 单双号限行 社会义务 比例原则 财产权 。

该城市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限期达标规划并可以根据国务院的授权或者规定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按期实现达标规划。就本文所处理的问题而言个人使用其所有的机动车，属于个人对其财产的使用，而公权力设定的限行措施，就是对财产的使用进行的限制，因而需要审查其合宪性。所有权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3.单双号限行常态化可否借由补偿而正当化。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道路和交通流量的具体情况可以对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采取疏导、限制通行、禁止通行等措施。基于该原则，法律对于基本权利的限制性规定，在内容上必须是明确的，如果限制规定过于模糊，就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危险，也就是造成法律被行政机关恣意解释而过度限制基本权利的危险。

[22]但是法律保留只是对限制措施的形式合宪性要求，即使国家通过法律，以对象、范围、措施上都具有明确性的法律规范规定了限行这一规范也要接受是否具备实质合宪性的审査。如果财产权只是意味着国家随意剥夺后给予的一点金钱利益，那么宪法保障私人财产权的意义就被大大减损了。

[31]也就是说在针对机动车的限行措施之外，还存在众多能够促成治污目的实现的手段。2.限行手段是否具有适当性和必要性。

[7]莫纪宏：《机动车限行必须要有正当的公共利益》，《法学家》2008年第5期。但即使如此，基于财产的社会关联性而论证对财产使用的限制属于基本权利限制层次的问题而非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层次的问题。在各国的财产权理论中，这一类并不转移所有权但具有类似征收效果的限制，被指称为应予公平补偿的内容限制、准征收[12]或者管制性征收[13]等概念并以宪法上的征收条款来规范。从中不难看出，限行措施的重点已从缓解交通转向了治理空气污染北京APEC会议期间的限行措施所主要实现的目的也是治理空气污染这一点从APEC蓝这一网络热词中可以观察到）。

但是，目的正当未必就意味着可以为了这个目的而不择手段。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几乎所有的基本权利都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公共资源使用权，而这是无意义的，这将使得宪法将不同生活领域类型化为各单项基本权利的意义完全丧失，使得个人权利保障重新成为一个混沌模糊的问题。

限行措施未必能够促成缓解交通和治理污染之公益目的，并且还存在其他能够达成公益目的而较少限制基本权利的手段，因而限行措施有违宪之虞。按照前述的区分标准，每周限行一天尚属于相对轻微的限制，也还未危及财产权的本质，所以可以期待财产权人忍耐但是当这种负担在方式、范围和强度上变得非常严重，实际上使得财产在非常大的时间比例和空间范围内无法被使用，[18]此时，就构成了征收。

比例原则依审查顺序包括对目的正当性、手段适当性（合目的性）、手段必要性和狭义的比例原则的审査。[32]也就是说，淘汰黄标车、降低工业排放与扬尘污染、机动车油品升级等对于治理机动车污染而言，同样有效并且对财产权限制更小。